木兰围场之清代围场与行围
西丰地处古代围场,封禁三世纪。当年发生在这块土地上的古代行围的宏大场景,獐狍鹿群的惊疾奔突,熊虎豹猪与人的生死角斗,对于今天的人们来说,都已经成为遥远过去的神秘传说。即使生活在古围场的西丰人,也难以体验和领略古代围场那惊心动魄的神秘。
围场之设,是清朝的一大特色。从努尔哈赤崛起至清朝迁都北京,清先后在奉天、吉林、黑龙江、河北、内蒙、北京等地设围场数百之多。围与猎对于清朝的满族来说可谓是源远流长。围猎几乎是与满族先民同时存在、同时发展的。有史以来,围场与行围打猎就是满族先民赖以生存的条件。即使女真南迁与明朝比邻而居,并事农业耕种以后,仍将围猎作为生活的重要部分。女真人打猎通常集体出行,一般以十人为一组,称为牛录;牛录中一人为长,称为箭主或牛录额真。这种打猎组织比一般方式有更高的战斗力,所以后来成为八旗制度的基础。
清是以马上立国,可以说,清朝政权的取得是从打猎开始的。因而从努尔哈赤及其以后各代皇帝,都非常注重把围猎当做重要的军伍训练。在没有直接对敌作战的情况下,他们把围猎作为征战和训练的预演,把野兽作为战术演习和实战拚杀的活靶,用以训练和提高八旗兵作战能力。这就是清朝所以设置诸多围场的原因。至清朝初年,先后设置了盛京围场、吉林围场、木兰围场、北京南宛围场等诸多大围场。
今天的西丰是当年盛京围场的一部分。盛京围场又称奉天围场或大围场。有文章说盛京围场是后金天命四年(1619)年努尔哈赤平灭叶赫后封禁设立的,此说并不确切。
其实,盛京围场不是一下子形成的。早在明万历35年(1607)努尔哈赤还未建后金时,就已开始置围场了。据《海龙府志》记载:“努尔哈赤率兵征服辉发部,诛自为贝勒的拜音里父子,遂亡其国,时丁末年即万历三十五年也,旋以其地置鲜围场,为蒐苗獮狩之所(《海龙府志·乡土志》)。可知在灭叶赫以前就已设围场了。此后,在吉林乌拉地方置吉林西围场;天命四年(1619)平灭叶赫后,将叶赫部地全部置为围场,并将东平围划入大围之内。这样由少以多,由小到大,直到清初,达到105个大小不同规模的围场。这105个围统称大围场,皇太极定都沈阳以后,称为盛京围场或奉天围场。与此同时,清还在今吉林省扶余县置了伯都纳围场,在黑龙江置蜚克图围场。
西丰在清代称为西围场,是盛京围场的一部分。盛京围场全境横跨辽、吉两省,方圆数百里。是皇封禁地,围场区内设十二卡伦,建十二边台,置戍卒守护。现存“那丹伯边台”和“梅河边台”遗址。以西丰、辽源东分水岭为界,岭东为东围场,岭西为西围场。西丰县和吉林省的辽源市都在西围场内。东、西围场统称“围里”。现在西丰以东的老爷岭上尚有石像三尊,为清代入围会猎官兵所塑。西丰县更刻乡大营村马神庙村原有当年围长副都统衔汉军左翼协领庆丰于清同治元年(1862)4月重修神庙时所立碑文。大围场封禁极严,老百姓若是私进围场罚银五两,或罚金十镒,在围场内狩猎者处重刑。据说,围场还有一张“狩猎图”,“狩猎图”下角依次盖有清康熙、乾隆、嘉庆、道光等皇帝到此行围狩猎后留盖的印章。
盛京围场内的小围各有名称,如那力浑围、札克丹围等等。小围场的面积大约与今三四个村的范围相当,或每个乡相当于两个围场。小围场根据动物分布情形分别承担不同功能。盛京围场的105围中,供皇帝巡幸狩猎的11围,称为御围;供盛京内务府年年采捕进贡猎物的11围,称王多罗束围;为捕捉活鹿和制做鹿脯而设置的14围称为鲜围;供八旗兵丁射猎进行演兵习武的63围称作大围,又称历年应捕围;还有6围地处偏僻,称为鶩远围。这105围中位于今西丰县境内的有35.5围。其中西丰县更刻乡大营村、吉庆、广顺、马神庙一带清朝时名为山彦哈达围(“山彦哈达”满语为白峰);安民镇富源村、宝丰、长兴、顺兴一带清朝为依马呼哈达围(“依马呼哈达”满语为鱼峰);这两个围属王多罗束围,是为皇室提供贡物的围场,西丰县其他地方为历年应捕围,是清兵秋猎演武之地。
实际上,清代围场的主要功能为两项,其一是演武习兵,其二是捕打贡鲜。《清史稿·礼志》《秋獮》篇开篇即说:“清自太祖奋迹东陲,率臣下讲武校猎习兵,太宗踵行之。世祖统一区夏,数幸南宛,令禁旅行围,始立大狩扈从例。”即从国家制度上把行围作为国家讲武校猎习兵的重要制度(《清史稿》卷90)
奉天围场以讲武校猎习兵为第一要务,通常在每年霜降过后,盛京将军亲率八旗兵丁,由盛京取道铁岭、开原,出威远堡,先到今西丰县松树乡立新村那个地方。此地当时在围场内被称为头营,当地有一古老榆树,不知有几百年,老干虬枝如凌空鹤舞,气势苍劲,人称神树。树旁有一庙,其内供奉班达妈妈(满族佑猎之神),人称班达妈妈庙。猎前,盛京将军要先到此庙按满族古老习俗举行仪式,杀牲拜祭班达妈妈。尔后进围行猎。其弓矢枪械,车徒旗帜,与行军无异。
奉天围场每年要向朝廷进贡猎物,进贡数量朝廷每年都有规定例额。后来,由于朝廷在许多地方都置有围场,奉天围场鲜贡例额也逐渐减少;为减少支出,参加围捕兵丁数额也相应减少。据《清实录》记载:“道光二十四年9月庚壬,谕内阁:禧恩奏酌减冬围兵丁一摺。盛京每岁冬间进鲜既已裁减过半,所有围捕兵丁,自宜量力酌减,著照所请。捕围兵丁1300名,自本年起,减去300名,仍按年轮流派前锋马甲一千名,捕打贡鲜,以资操练”(《奉天通志·大事记》第790页)。
围场的这些定制,在清朝封禁的300年间,并不是年年按制实行。实际上,在清中、清末,特别是太平天国以后,南方起义不断,加上帝国主义入侵,东北清军被大量征调至关内,这些“演武校猎习兵”等围猎制度则时废时继。从《清实录》常可见有关于大围场停止围猎的记载。例如:
“清文宗咸丰九年(1859)九月:暂停奉天冬围一年”(《奉天通志·大事记》第807页)。
“清文宗咸丰十一年(1861):十二月辛末,命玉明等力除积习,严定练兵章程,无论在城在屯,一体认真训练,秉公挑选,并妥议能否按照旧章程举行围猎,挑选余兵操练备补”(《奉天通志·大事记》第824页)。
实际上,自鴉片战争后,奉天围场的演武习兵行围即很少进行。清朝廷虽然在官方文书上对恢复祖制,重举冬围之事屡有提及,但历经太平天国的重创,再经八国联军的炮火,国脉日见衰微,财政更是捉襟见肘,连军队的日常军饷都难以为继,还谈何举行冬围?
1868年,正值慈禧专权之时,有大臣奏请重开冬围。慈禧冠冕堂皇地说了一通行围重要,又通情达理地表示对官兵俸饷未能如数发给表示关注,并要求户部兵部,“对东三省官兵俸饷或按季全数发给,或加减开放”,“妥议具奏”,但此后便再无消息。《奉天通志》中做了记载:
“清穆宗同治七年(1868)《清实录》:九月癸卯,谕军机大臣等:神机营王大臣等奏请东三省举行冬围,并请饬部议加俸饷等语。向来奉天吉林两省均有围场,每届冬季,由各该将军等统领官兵,进山围猎,自军兴以来,东三省官兵征调频仍,且俸饷未能如期照数关领,由是行围之事久已停止。该官兵等弓马技艺不免生疏,围场之内游民溷集,日久废弛,实属不成事体。现在各省军务渐就肃清,东三省官兵陆续凯旋回旗,正宜及时举行围猎,以复旧制。著都兴阿、奕容、富明阿、德英,查照旧章,奏明举办。至各该省官兵俸饷,自经费支绌,久未能如额关支,频年苦累异常,难资操练。所有盛京、吉林、黑龙江三省官兵应领俸饷,或按季全数拨给,或加减开放,著户部会同兵部,妥议具奏,将此各谕令知之”(《奉天通志.大事记》第827页)。从这份“上谕”中,可见当年清廷财政拮据之况。
清代围场最兴盛时是康熙、乾隆时代。在围场中,最令人震撼的是皇帝行围的情景。清朝自康熙、雍正、乾隆而下,形成了一整套行围打猎的典章制度。朝廷专设有综理行营大臣,“凡启行、校猎、驻跸、守卫诸事皆属之”。皇帝出猎时,要在围场设行营,建帐殿、立旌门(即插满彩旗的门),还要用绳索结网围于四周,称网城。当年乾隆出围,设行营三重。内里行营摆连帐175座,设网城一重,旌门三道。在网城连帐十丈以外设外城,周围设连帐254座,设旌门四道。在外连帐六十丈(约180米)以外为警跸区。警跸区立帐房40座,各建旗帜,有八旗护军专司之。皇帝一人打猎,从者数千人之多,可见皇家威风。
皇帝打猎行围,不同季节有不同称谓。春天出猎称为春蒐,夏天出猎称夏苗,秋天出猎和为秋獮,冬天出猎称为冬狩。清代多以秋獮为惯例。
为了确保皇帝打猎成功,有猎物可猎,使皇帝高兴,行围前,要先挑选一些军兵吏目进行训练。按例要抽调兵卒1250名,这些兵卒被称作虞卒,又称之为“围墙”。“围墙”的作用,就是在皇帝打猎前,用虞卒把围猎区先行包围,把野兽哄赶起来,使皇帝进入围场就有猎物可猎。一般虞卒合围的范围大致在方圆三五十里或七八十里。如果围内野兽过多,则开放一面使之逃逸一些。由于通信困难,当时即无手机又无电话,虞卒在合围完成后,须将帽子脱下,以鞭子擎之,高呼脱帽,凡三次。中军听到声音后,知道合围完成,才簇拥皇帝进入围场。
在围内,只有皇帝可以发箭射猎,其他人绝不可私动弓枪。御前大臣、侍卫者都只能射猎那些逃到围外的野兽。如果遇到猛兽如虎豹熊猪之类,则由虎枪营官兵手持长械与之博,以免皇帝受到伤害,皇帝只须远远地射箭即可。
值得一提的是皇帝猎鹿,皇帝猎鹿与常人不同。皇帝猎鹿要先设哨鹿。所谓哨鹿,大抵类似今时商场中的“托”,一般在白露以后,正值鹿的发情期,由一些士卒持鹿头伏于草丛中,以鹿头招摇,彷雌鹿之鸣,引雄鹿入围,此称为哨鹿。猎鹿时,因为没有太大危险,皇帝一般将大队人马留远处,身边只留扈从诸臣十馀骑。望见鹿群,命侍卫举假鹿头作呦呦声,引雄鹿至,亟发矢殪之。据说鹿血壮力,有时皇帝猎过,当即取其血以饮。
以上所说,绝非杜撰,《清史稿》中都有记载。只不过《清史稿》中所述事例,大多以木兰围场为背景,“木兰”满语为哨鹿之意,木兰围场原属嗡牛特旗,解放后为河北省围场县。奉天围场皇帝也曾多次行猎,西丰应在其中,但史料对奉天围场的记载不如木兰围场之详。有兴趣研究古代围猎,或研究西丰围史的朋友,不妨参阅《清史稿》中的《秋獮》篇。为方便朋友研读,附录之。
附:《秋獮》
秋獮。清自太祖奋迹东陲,率臣下讲武校猎习兵,太宗踵行之。世祖统一区夏,数幸南宛,令禁旅行围,始立大狩扈从例。
康熙初元,定车驾行围驻所置护军统领、营总各一人,率将校先往度地势,武备院设行营,建帐殿、立旌门,覆以黄幕。其外为网城,宿卫屯置,不越其所。十年,罢木城,改黄幔。康熙二十年,幸塞外,猎南山。寻出山海关,次乌拉,皆御弓矢校猎。越二年六月,幸古北口外行围,木兰蒐猎始此。
木兰在承德府北四百里,属翁牛特旗。先是藩王进献为蒐猎所,周千三百余里,林木葱郁,水草茂,群兽聚以孳畜焉。至是举行秋獮典,间有冬令再出者。三十三年,设虎枪营,分隶上三旗,置总统、总领。大狩行田,遇有猛兽,列枪以从。并命各省驻防兵岁番猎以为常。六十一年,复幸塞外行围,赏蒙古王公等衣物,定为恒制。
雍正八年,令八旗人习步围,旗各行围二三次。
乾隆初元,置综理行营王公大臣一人,凡启行、校猎、驻跸、守卫诸事皆属之。六年,御史丛洞奏请暂停行围。谕曰:“古者蒐苗獮狩,因田猎讲武事。皇祖行围,既裨戎伍,复举政纲。至按历蒙藩,曲加恩意,尤为怀远宏略。且时方用兵,数有徵发,行围偶辍,旋即兴举。况令承平日久,人习宴安,弓马渐不如旧,岂可不加振厉?是秋木兰行围,所过州县,宽免额赋十之三,永为例。”围场凡六十馀所,每岁大獮,或十八九围,或二十围,逾年一易。设围所在,必豫戒期,首某所,迳某所,讫某所收围,并编定其处。届日官兵赴场布列,只俟御跸临围。自放围处作重围,令虎枪营士卒及诸部射生手专射自围内逸出诸兽。
高宗每行猎,自旧藩四十九旗暨喀尔喀、清海诸部分班从围,绥辑备至。洎平西域,远藩如左右哈萨克、东西布鲁特、安集延、布哈尔,朝谒踵集,唯恐後时。土尔扈特亦皆挈部众越数万里来庭。帝尝御布固图昌阿抚慰之,旋赐名曰“伊緜”,国语会极归极也。
二十年,更定网城植连帐百七十五,设旌门三,分树军纛曰金龙。去网城连帐外十许丈为外城,植连帐二百五十四,设旌门四,分树军纛曰飞虎。去外连帐六十丈,周围警跸,立帐房四十,各建旗帜,八旗护军专司之。共规制详密如此。
凡秋獮,先期各驻防长官选材官赴京肄习。年例,蒙藩选千二百五十人为虞卒,谓之“围墙”以供合围役。
届期,帝戎服乘骑出宫,扈引如巡幸仪。既驻行营,禁兵士践禾稼、扰吏民,诃止夜行,违者论如律。统围大臣莅场所,按旗整队,中建黄纛为中军,两翼斜行建红、白二纛为表,两翼末国语曰乌图哩,各建蓝纛为表,皆受中军节度。管围大臣以王公大臣领之,蒙古王公、台吉为副。两鸟图哩则各以巴图鲁侍卫三人率领驰行,蝉联环市,自远而近。盖围制有二:驰入山林,围而不合曰行围,国语曰阿达密。合围者,则於五鼓前,管围大臣率从猎各士旅往视山川大小远近,纡道出场外,或三五十里,或七八十里,齐至看城,是为合围,国语曰乌图哩阿察密。看城者,即黄幔城也。围既合,乌图哩处虞卒脱帽以鞭擎之,高呼“玛尔噶”,蒙语谓帽也。声传递至中军,凡三次,中军知围合,乃拥纛徐行。
日出前,帝自行营乘骑先至看城少憩,俟蓝纛至,驾出,御纛键,入中军周览围内形势。凡疾徐进止,日敕指麾。兽突围,发矢殪之。御前大臣、侍卫皆射其逸围外者,从官追射。或遇猛兽,虎枪官兵从之。或值场内兽过多,则开一面使逸,仍禁围外诸人逐射。获兽已,比其类以献。驾还行宫,谓之散围。颁所获於扈从者,大獮礼成,宾赉有差。
哨鹿者,凡鹿始鸣,恒在白露後,效其声呼之,可引至。厥制与常日不同。侍卫等分队为三,约出营十余里,俟旨停第三队。又四五里,停第二队。又二三里,将至鹿哨所,则停第一队。时扈从诸臣止十馀骑而已。帝命枪获鹿,群引领俟旨,而三队以次至御前。高宗蒐猎木兰时,亲御名骏,命侍卫等导入深山中。望见鹿群,命侍卫举假鹿头作呦呦声,引牝鹿至,亟发矢殪之,取其血以饮,不唯益壮,亦以习劳也。嘉庆时秋獮仿此。(《清史稿》卷90《礼志》九)